有可能我是左的。有一陣子我以為自己會像格瓦拉那樣,擁有不畏懼一切的心志,要用盡所有精力去改變這堅硬世界之中的一小小角落,我狂熱的研讀各種主義與運動,女性主義、勞工、工殤、社會邊緣、動物保育……,這些如今看來這麼遠的辭彙,當時曾經這麼靠近,帶著一種朝聖般的心情,在標榜獨立非主流的報紙上,關心每一格欄中的新聞,用力接近現在已不屬於我、也從未屬於我的一群人。

有可能我是左的,在第一天到了香港就直接殺進利舞台廣場無印良品,到利園採買貴得不像話的Prada Beauty,我的行為徹底資本,還妄想要在香港這島嶼城市尋找我的左。

所以我來到大磡村。

拆除前的大磡村是香港最後的寮屋區,之所以會來到這裡,多少是因為陳果妓女三部曲裡《香港有個荷里活》的場景,就選在大磡。那種表現存在於人性底層黏膩的手法雖則不很新潮,卻彷彿透過這一場觀影儀式減輕了我右的罪惡感。「荷里活在那裡?」在icq上我問。其實不必到香港,就算是四四南村都有相同質地,但是轉乘地鐵從地面下到地底,來到了鑽石山,像周迅般從已清拆的村間走過、從高聳入雲的荷里活廣場看已不在的大磡村,又是無盡回味與朝聖。就像Jean Baudillard說,「電影在那裡?它就在外面,包圍著你,那是電影和劇本美妙而連續的演出。」

鑽石山那裡有鑽石?繁榮的廣場裡所有的,不過是從頭到尾並不存在的、帶點酸腐氣味的「左」罷了。


‧在這裡有舊大磡村的照片,質感極好:

大磡村介紹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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